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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使用过手机的“紧急呼叫”功能吗？恐怕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近日，手机这一“非常用功能”引来关注：没插SIM卡时，110等紧急呼叫电话只能收听循环录音，没有人工接听，起不到报警求助作用。
“紧急”，并不是一种日常状态，而是一种“非常态”。正因此，这种“非常态”时的功能，应是一种“托底功能”。人群密集处，通信通道有限，可能会占线，一旦发生危险，无法呼通紧急号码将延误救援；深山迷路的驴友，只有联通信号，移动的手机则将成为摆设。可以说，一旦需要时，“紧急呼叫”将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。
我们往往会忽视这些风险，正如住酒店没在意“逃生通道”。但实际上，每个人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。闹市中的化工厂可能猝不及防地泄漏，火车汽车等交通安全事故也可能不期而至。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“紧急”状况无处不在，都写照着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描述的“风险社会”。在后工业时代，“风险社会” 的风险不仅是自然灾害，更有来自人类自身的“人造风险”或“文明的风险”，而这，使得“紧急状态”更频繁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。
的确，对于个人而言，这样的风险或许是“小概率事件”。但以人为本，就要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权，生命面前，紧急永远都不是“小概率事件”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个人可以忽略“紧急呼叫”功能，而相关单位部门等却不能放任不管。“紧急呼叫”无效，也是各个单位集体失察、失职所致。《电信法》迟迟未能出台，而现行的《电信条例》中并没有相关内容，对于手机紧急呼叫的法律强制力不够；运营商未提供紧急呼叫功能，或虽已提供，但形同虚设；手机厂商也没有把110、119等号码加入紧急呼叫号码。要让紧急呼叫能够真正生效，或许还需要包括运营商、公信部门、公安部门、防灾减灾部门等的共同努力。
在更大范围内讲，社会的管理者也应该更好地做好后工业时代的风险应对。人造风险具有突发性、隐蔽性和不稳定性，而且往往与各种现代技术手段相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需要社会管理部门摒弃以往的“安全主义文化”，而代之以“风险文化”。更多地注重细节，想到公众前、做在发生前，最终达到“使用少量钱预防，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”。我们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也理应把更多财富、更多资源投入到保障人的安全权利上来。
通讯，是现代社会活动的基本要素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种公共事业而不仅仅是“产业”，更不仅仅是满足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紧急呼叫”可说是比各种产业调整更有意义，也更值得关注的问题。在收取各种服务费的同时，相关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意识，相关管理部门也要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考虑问题，这才是“道德血液”的基本要求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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